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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笔札 |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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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笔札栏目,2016年第0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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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讨论


主题: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讨论

主讲人:林枫

时间:2016年3月7日




一、社会流动性的讨论基础

  社会是否存在阶级之分。


  本来对封建社会历史经验的认识而发展出来的封建制度基本概念,认为社会需要有阶级之分。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权利与义务必须是不平等的。所谓“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另有一种观点,超越封建界限,认为社会阶级固有的不公正情形,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实质上加以减轻,否则社会不能无限期的存续下去。

  

  调和上述两点,选择人才维护贤能政府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按照个人的才能、贤德、功勋来选择统治人才。如何选择人才,因此出现了中国古代各种形式,,诸如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唐代至少有六十种以上的选官名目,最典型的是科举制度。

孔子有教无类,通过教育实现平等。现在人们仍然相信实现社会公平的真实形式是教育平等。


  进士科之所以成为选官的最优选择,是因为进士科需要的知识范围并不狭隘,与国家提倡的通才教育理想相接近,有助于养成实施善政需要的资质,健全的判断力和常识。在一个行政问题上比较简单,不需要大量专门知识的时代,这些已经足够。


二、何炳棣之前的流动性讨论

  在何炳棣之前,对于明清制度进行讨论的主要有柯睿格,魏特夫,潘光旦和费孝通。


  柯睿格是在何炳棣之前最早采用科举制来讨论流动性的。他用的是南宋的登科录和同年晓录。登科录详细地记载了家庭三代,可以了解参考之人的出生。记载中写道,举子出生平民,先辈没有做过官的超过一半以上,柯睿格就得出政府职位可以向平民开放的结论,即很多人可以通过读书获取功名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地位和命运,也就是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基于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则提出通过科举制实现的社会流动是非常有限的。潘光旦和费孝通依据登科录等资料认为科举制所开放的门是“似小而实不小”的,科举制更有利于城镇居民(特别是有钱的家庭)通过读书实现流动。只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士人才能够通过科举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所以科举制对有产之家非常有用,非常注重背后的经济因素。


三.何炳棣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何炳棣76年修订的译本《明清社会史论》,原译为《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其含义就指明了科举入仕是今生的最重要的途径。在当时的拥有资料情况下,何炳棣是通过八十多种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会试乡试同年齿录来进行考究的。登科录包括进士姓名、籍贯、年岁、出生月日、三代、妻氏、曾经某科乡会试名次等详细信息。


  从统计来看,三代至少一个举人(57.7%)和三代至少一位三品以上官员(5.7%)的比例之和超过半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进一步支持了开放性流动的观点。代际流动的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公明取得者的总人数中有半数是平民。因此,在代际流动方向,明清时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传统儒家人人平等的教育理想。


  明清时期的流动性存在差异;对平民开放的路径自宋代以后是有拓展的。明代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50%、清代37.2%;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明代50%、清代62.8%,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渐减,如果再结合地域差异,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身寒微的人在社会上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清代,尤其是清后期,捐纳制度影响加强,富与贵紧密结合,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减。因此,明初的科举还可以算是体现了促进社会流动的理想,但是清朝以后,这个理想越来越难以维持,特别是买官位现象猖獗,从而破坏了理想。


  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之外,还有横向水平流动,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身份转化。明朝虽然实现了户籍制度,但是并没有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社会流动性的细化分析,又涉及社会流动的地理差异,有时候由于名额配给的限制也存在高考移民的现象;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其中儒家社会意识的渗透至于社会底层,对社会流动产生的重要影响。


  个人、家庭的上下流动,几乎不存在有效的法律和社会壁垒,因此不能阻止低地位的家庭向上流动进入仕途,也不能组织高地位的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

教育,财富同为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明清时代的中国,钱财本身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必须转化为官员身份才能让人感觉到钱财的力量。古者士之子恒为士,然宋元明以来,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这是财富对社会流动的另一重要影响。


四、对何炳棣的批评

  对其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考试制度即使可以让很多的贫寒士子进入官员阶层,但毕竟只影响了小群体的人,不能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有高度流动性的开放社会;二是对于贫寒之士的界定提出疑问,何炳棣只说士子、父、祖三代不为官即使贫寒。


  1980年,美国学界形成普遍意见:科举制度没有能产生足够的社会流动,地方士绅往往是利用家族的力量操纵地方生员的产生,并进一步控制了举人乃至于进士的组成。


  韩明士则认为研究科举所促成之社会流动,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据,应该扩大「 精英」 定义的范围,将寺庙捐献者与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者及其亲戚族人、学生等均列为分析的对象,于是大大缩减平民范围,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功率大为低估;他进而怀疑科举制对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 血液循环」 有促进作用。


  爱尔曼也认为何先生估计出身平民进士之比例过高,过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对向上流动力的作用,进而论定:「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 再生产』 而已。即获益的仅仅是统治阶层,平民很难获得上升的机会。


五、何炳棣的回应

  何炳棣说对于家、族概念的混淆,夸大了族对个人的提携作用,盲目扩大家族范围反而会遮蔽真正的社会流动。


  具体而言,何炳棣对韩明士的精英定义不赞同。韩明士对“家”,“族”的定义“松散含混不清”,“举凡抚州志书中所列百年及百年以上同姓同乡里者都可认为是同‘族’,根本不顾的官方及世俗之以‘族’为一五服之内血缘组织”,韩明士对抚州一区“精英”的界说也非常广泛:举凡官员,多贯,一切寺庙的主要施主,创建或扩充书院,修桥补路,倡修沟渠水道,组织地方自卫者皆属于精英。甚至于以上一类人有婚姻师生关系者,也一同视为“精英”。


  何炳棣批评说爱尔曼的资料有问题,没有使用三代履历,另一方面,何炳棣用爱尔曼提供的数据,算出明清出身平民的举人占54.27%,出生平民的进士占61.78%

  何炳棣认为,科举社会流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围绕科举制建立起一个以功名为核心的垄断性价值体系。


六、何炳棣之后

  徐泓教授利用现存的所有明代进士登科资料,重新估算明代社会的向上流动从寒微子弟向上流动的几率,论述明代社会的稳定性和变迁


  他运用计量方法,以57个科次新出版,公开的明代进士登科数据,提取有效样本15528件,实证研究了明代向上的社会流动,处理中西方学者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争议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科举制的开放性亦随之逐渐下降。 


补充:

  美国的社会分类主要依据教育,大学的层次也就自然的决定了社会地位,自然的分层并没有引起社会矛盾,因为在录取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能力而定。教育的环节把握好,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的可能性,而最终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依据个人的兴趣志向。在中学的时候就存在明显的分层,除了普及性的课堂教育之外,学校结束的课后活动方向可以看出来每个人不同的志向。在美国社会上的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一流的大学。



提问:

科举废除后有什么变化?

  有两面的变化。科举制废除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进入学堂,在学堂制度下要求每个人必须要变成一个完全的学生,这使得教育出现了缩小化;另一方面,在科举制下的读书人中了功名即使没有做官的,就回到了乡村。而现在的学堂制度使得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精英的外迁,使得农村的文化程度变的相比以前更加的低。原来的科举制度应用与原来的社会制度,所考核的内容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出现了许多的新情况。在面对新的问题下,需要新的知识来解决,在儒家所提到的纲领性的内容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是不足的,所以需要学堂制度来学习。科举制度的流动细跟给人带来了希望,在当时需求与供给之间是相对应的,但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却没有工作,使得大家将更加功利化地对待教育。

 

科举形成的流动性是不是忽视了其他的方式?

  这个首先与统计样本有关,经商等其他方式所引起的社会流动的数据是非常稀少和零散的,不利于结论的得出;同时明代的《商书》显示了大商人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小商小贩 ,他们也不是专业化的商人,只是在闲余的时间里进行,而且仅仅只作为补贴家用。


科举制的流动性很小的情况下,在没有外来的影响下是否能实现转变?

  人口的增长,而名额有限,这使得流动实现的比例越来越小,从而造成了社会不满的增加,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科举制的考试内容转变过程中科目的缩小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应该没有明显的影响,科目的变化,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参与考试,就是为了用统一的标准,以满足标准化的阅卷,实现节省人力的需要。更多的是注重进士的社会流动性,即进入仕途带来的影响。


文字编辑/田吉

图片编辑/蔡滨琪

微信编辑/赵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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