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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跨界·对话——卖身契的启示

温·故|跨界·对话——卖身契的启示
陈益源跨界·对话卖身契的启示  陈益源教授系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闽南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研究。陈教授本从事文学类研究,而这次所讲的卖身契主要属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他从台湾来到厦门, ...
陈益源
跨界·对话
卖身契的启示
  陈益源教授系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闽南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研究。陈教授本从事文学类研究,而这次所讲的卖身契主要属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他从台湾来到厦门,在联兴楼报告厅里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研究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卖身契的启示。

第一部分:跨界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卖身契,更多的代指在职场中签订的不能反悔的契约。而陈益源教授所要讲的卖身契是真的用红色的布或者纸书写的其上载有人命的卖身契。

(陈益源教授为讲座的效果,特地带来了卖身契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供大家观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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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益源教授开始时介绍,在他看到的一个马来西亚移民写的有关他自己的家族故事中,第一句话就是——爷爷卖了一个孩子筹了路费去往马来西亚。在当时,很多涉及移民的故事就会涉及到人口买卖。这就是吸引他由移民故事转向关注卖身契的原因。

  陈益源教授在做文学研究时也发现《金瓶梅》中也有人口买卖的印记,曾有一位作者这样评价《金瓶梅》,“仅仅从《金瓶梅》描写的人口买卖的问题来说,也可以使我们对封建社会的腐朽、反动与蹂躏人性的罪恶产生强烈的憎恨与厌恶,因而也给我们很好的教育作用”。这位作者认为《金瓶梅》把人性写得越丑陋、社会写得越黑暗,越能体现书作者笔触之犀利、观察之深刻,所以得出结论金瓶梅是一本好书。

  陈教授以前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自从关注移民的生命故事,同时在闽南地区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访谈,接触到若干卖身契之后,他对金瓶梅里所涉及的人口买卖的部分又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它并不是那么可憎。

  由于主要从事文学类研究,陈教授说,卖身契里最先吸引到他的是里面的语言,比如:在出卖妻子的卖身契里,写的“一旦卖出,如高山滚石,永不回头”等语句就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但如果要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移民人口买卖本是一件悲惨的事实,就不能仅仅从华丽的语词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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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陈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卖身契,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卖方母亲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出生日期,买方的名字、住址,出卖的原因等内容,表述十分详细。(为保护隐私,本文不标明卖身契上的名字。)上面还写有“明义补贴卖方养育费国币(民国时期货币)六千万”“中华民国37年(即1948年)”的字样。同时陈教授对比了手中另一张卖身契内容,里面记载着,在民国36年(即1947年)买卖一个孩子需要两百万国币。六千万和两百万两个数字的对比,我们看到这两张同样是卖孩子的卖身契中计价相差如此之大,不禁有些怀疑这两张卖身契的真实性,但是陈教授说,当年由于通货膨胀,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陈教授为了向我们证实当年通货膨胀的情况,还翻查了《中国物价史》,其中记载:在1937年的100元能买2头大牛,1943年的100元能买一只鸡,最后到1948年100元就只可以买到四粒大米。所以当时六千万所对应的实际价值相当小。而在《金瓶梅》中丫鬟秋菊买进来的价格是三两银子,而对比下来,同时期李平娥的一件貂皮大衣是六十两银子——可以买二十个秋菊,最后秋菊被卖出的时候,价格是五两银子。

  将这些卖身契,特别是20世纪中叶前后的卖身契,与《金瓶梅》中的卖身契计价对比,虽然《金瓶梅》中对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进行了披露描写,但是从它所描写的社会来看,还并没有通货膨胀。陈教授说,在没有通货膨胀的社会里,其实一般的老百姓生存的压力反而没有那么大,反观《金瓶梅》的那个社会经济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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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民俗学研究十分强调现场调研,陈教授也专程去找过这份卖身契中所记载的买方地址。如果当年那个被卖的孩子还活着,现在他应该也才68岁。

  陈教授说,当他找到了那个地址,地址上所记载的地方现在已经是一个杂货批发店,但是询问之后得知,杂货铺店主并没有当年的相关信息。很快在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中,陈教授知道了他想要寻求的结果。有个厦门当地人说,他所要找的那条路在解放之后改为解放路,同时门牌号也改了顺序,所以原本的记载不再能指向真正的买方住址。他们辗转几次最终找到了一个一直住在原地址附近的老人,但是时隔多年,也未能找到当时的买方。

  陈教授总结说,“不要完全相信你所看到的文献,在文字背后的变化,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不论做什么知识的涉猎,都要向不同领域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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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教授还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份卖身契,这份卖身契中的买卖双方是亲戚关系,因为买方没有孩子,双方又是亲戚关系,所以卖方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卖给对方。当时那个被卖的孩子已经17岁了,同时卖身契中附有条件:需要卖方支付买方400元,还需负责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带往东南亚谋生。

  陈教授说,当时人口买卖一般都在亲戚之间进行,所以现在可能很多南洋企业家的接班人本就是义子。在这份买卖中卖方虽然不能说是十分高兴的把孩子卖给对方,但是他能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出路,这样看上去也不是特别残忍。

  陈教授还介绍,在一些卖身契里面,有些乍一看上去也有点不可思议,有公公卖媳妇、大伯卖小婶的,但是在他仔细研究的时候,发现公公卖媳妇、大伯卖小婶的原因是女子的丈夫去世,公公和大伯为了避免女子守寡,卖出女子,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让她自由的一种方式,这样看上去又似乎也没有那么残忍。

  陈教授说,在看这些卖身契时,开始看到一笔两笔的时候,就觉得挺可怕的;但是当看到两百多笔的时候,就会惊异于这种买卖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时间之久。在陈教授手上的两百多张卖身契中有十二张是以人民币计价,也就是说这十二张卖身契发生的时间都是在1949年之后,而在新中国1950年婚姻法中规定是不允许买卖妻子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民间的这些契约是不被允许的。但在明清很多文献史料中记载,明清官员在处理这类案件纠纷的时候,最后一般不是判定其契约不合法,而是判定背信的一方承担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承认了这种契约的合法性。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教授手里那些人民币计价的卖身契中,还有大队长、本乡乡长作证的字样,所以以前这种契约几乎以一种民间习惯的形式存在,少受法律约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卖身契约作为一种需求、一种可以改变生活的契机、一种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做的方法,也难怪明清时期有些官员会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种契约。

  最后陈教授总结了自己在跨界研究中的想法,“结合对这些卖身契和之前对《金瓶梅》的研究,我在自己的情感上也就有了一些改变,立场也有了一些调整,我想这就是跨界之后带给自己对原本研究的一些改变吧”。

第二部分:对话

  在陈教授对卖身契研究的演讲之后,周宁教授、陈益源教授和学生们关于这个话题进行了对话,让思想在交流的过程中碰撞。以下是实录。


周宁:听了陈老师的演讲,我认为在卖身契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方法。陈老师本来是研究明清小说的,属于文学类的,但是进入民俗学,就进入了人类学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这次话题实际是涉及了经济史、法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具有多面性,只有掌握了多面的知识,才能真正处理好一个课题。


陈益源:确实一旦跨界去了解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都有限,所以最好的是跨界合作,例如在参与卖身契或者闽南文化的研究时候,这些材料不为一个人单独所有,让这些材料成为研究的对象,让更多领域的专家参与合作,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周宁:学问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收集卖身契也可以是一个学术过程,我们不仅能在图书馆里做学问,在社会中也可以做学问,也许真的有学生在课后就去找第一个卖身契中记载的地址,你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而同时我从《金瓶梅》里的卖身契到二十世纪的卖身契看中国历史,好像跟我们意识中的进步观念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进步观念认为二十一世纪一定比二十世纪好,实际上未必如此,有时候明天会比今天还坏。今天陈老师的讲座也在向我们展示简单的卖身契之后所体现的历史进程。


同学提问:陈老师好,我有几个问题,卖身契写完之后是归属谁?如果有人不遵守卖身契该怎么办?我觉得和现在中国人比,那时的人们感觉契约精神特别强,是因为人们比较穷被迫遵守,还是外界几乎没有约束,他们自发形成契约精神来约束自己?


陈益源:卖身契一般是买卖双方都有一份,而且我手中还有卖身契的草稿,他们在写卖身契的时候也还会打草稿,都很重视买卖契约。老百姓为什么会接受契约的约束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当时法律显得太高远,跟他们关系不太紧密,当他们生活遇到苦难、需要救济时,他们在宗族之内就形成一套规矩,有时候这种规矩对他们的约束就形同法律的效力。

不过如果仅从《金瓶梅》和二十世纪的卖身契来看,也不一定能完全评价好坏,也只是体现二十世纪通货膨胀的问题,在《金瓶梅》时代也还有其他的问题。


  最后陈益源教授和周宁教授都对这次讲座做了总结。


陈益源:不要以为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明天就一定会变好。有时候大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整个时代的人的生活,现在世界上各处也都有一些战争发生,我们的未来不一定光明,但我们能期望明天会更好。


周宁:在他讲座的最后,我突然有一点醒悟,我们好像都是有卖身契的,我们这一生都跟钱签了卖身契。如果我们一生都跟钱签了卖身契,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的卖身契可能是一年6万至10万,有可能过几年6万到10万就只能买一袋米了,有这种可能的存在,我想我们就要重新考虑这个卖身契值不值得签了。


第三部分:编者手记
  已经坐在联兴楼的报告厅了,还是对讲座的主题没有什么概念,能接触到的“卖身契”的机会这三个字实在太少,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在听完讲座却对它的细节有一些感悟。陈益源教授向我们展示的确切来说并不是有关卖身契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讲述对卖身契研究的过程,在整理的时候我不愿意放过每一个的细节,因为每个细节都像是完整故事的一个个情节,缺少哪一个都不能顺利的表述这个故事。真正的体悟是在经历过后的积累,而陈益源教授不是向我们直接展示他的所得,而是在讲述他也喜欢听的一个关于他收集故事的事故。细节的呈现让我们能体会研究的真实,也能让我们比较直接的感受“卖身契的启示”。

  一张民国37年的卖身契,被卖的人如果还活着只有68岁,也就是说现在,或许有一个68岁的老人是经过买卖而到了现在生活的家庭的。这样的描述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感觉卖身契的故事并不是过去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我们的距离似乎近到以正在进行式的状态在我们这个时空中存在着。

  而在陈益源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他手中的各种第一手资料,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感知到卖身契签订的具体内容,以及签订者的谨慎、用心。卖身契上的信息之详细甚至考虑到有效期限、权利责任的详细分配。这让我们感受到,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对买卖契约的重视,以及人们企图自己找到调整各自权利义务关系所做的努力。

  这个研究也是真正的跨界研究与跨界对话。陈益源教授向我们呈现了他从文学转向人类学研究的细节过程,一个研究文学的教授会有习惯性的研究方法,会受到他自己研究方法的限制,而在转向人类学的研究之后又会使原本对文学的研究有新的感受和认识。陈益源教授所讲的故事向我们真正展示了跨界的魅力和它细微却不可忽视的力量。

文字编辑/赵宇琦

微信编辑/赵宇琦

封面设计/罗毅

  此篇温·故摘自讲座网讲座笔札——讲·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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